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2018年6月在瑞士執行安樂死，8月由婦產科醫師江盛發起的「死亡權利法案立法公投」啟動連署，目前雖已確定趕不上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投票，但連署仍在進行中。
我們採訪了領銜人江盛、傅達仁遺孀鄭貽與兒子傅俊豪、重症病患陳虹樺與張佳綾，從醫師、家屬、病患三個視角來探討，人生的最後一幕，該如何謝幕。
與其說是訪問，與死亡權利法案立法公投領銜人江盛對談，更像一場關於死亡的哲學課。
如同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，罹患漸凍症的老教授，他以生命為教材，對唯一的學生說：「學會了死亡，就學會活著。」我與江盛碰面那天，碰巧也在星期二。
省思 白色巨塔
「說我們醫生是救人的，在我看來那是刻板印象，而且是沒有深思的結果」，江盛扁著嘴表示不認同。他引述 美國器官移植先驅莫爾醫師說的話：「 我們有一個靈魂，住在一個住所，當這個住所不堪居住的時候，你應該要讓他離去，而協助病人死亡，是醫生部分責任，這責無旁貸。」
什麼是死亡，什麼又是活著，哲學家、生死學者都不會提供標準答案，這牽涉了相當主觀的價值選擇，而江盛談的，是面對千萬種死亡面貌，其他可能。
「你要問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...」，江盛手撐著下巴，想了好一會。「啊，應該在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。」
江盛的祖母是助產士、母親是護士，受家族影響，江盛也在婦產科領域執業三十年。回首他只還是實習醫師，值加護病房，「癌症病人體重只剩三、四十公斤，繼續壓CPR，骨頭都壓斷了。」插管、給氧，一連串急救，「看心電圖，喔，還活著、還活著！那算活著嗎？是死的活人！」
凡是人皆有死，走到臨終，難道只能以生命之名，繼續插入一些管子、繼續進行本人可能並不想要的醫療行為？許多老人、病人，開始是被約束在床上，後來也沒力氣掙扎了，「那眼神不對，某部分來說，那是恨的眼神，你沒有讓他好好走。」
「這樣對嗎？」江盛在心裡也打一個問號。
過度醫療、無效醫療甚至防衛性醫療，都拉長了通往死亡這條路。「其實該走的時候就該走，那是命運的一部份，反而活著變成你不可忍受的狀態，那才痛苦。」這是江盛走過白色巨塔的體悟。
倡導 死亡權利
他也面臨到父母會病、會老。父親洗腎六年，母親巴金森氏症，大小便失禁、子女也認不得了，半夜還會幻視尖叫，「醫生有80%的理性吧，我亂說的，但有時情緒還是會壓過理智。」比如他到診間為母親拿藥，「講沒幾句我就哭啦，講不下去了。」面對照顧老病親人，江盛與大多數照顧者沒有不同，一樣會脆弱、會疑惑。
「其時，醫師不懂死亡，看過很多死人啦！不見得知道死亡。」死亡不僅僅只是生命監測儀器上幾個數據、圖表，「這樣比喻，夕陽無限好，美麗的色彩與物理有關，你知道科學，你就錯過了夕陽，死亡也是如此，你知道死亡的醫學，於是錯過了陪伴。」
作為關心社會的醫生，他相信有些運動勢在必行。荷蘭於二○ ○二年將安樂死合法化，美國奧勒岡州、華盛頓州也允許醫師可協助自殺。
「我比較不喜歡用『安樂死』這個字眼，安樂死的定義有主動安樂死、被動安樂死、自願安樂死、不自願安樂死，你、我、他的安樂死都不一樣。」
他加重語氣，如宣誓一般般慎重，「Right to die，死亡權利，這是屬於人的自由，」社會不該保守、對立、止步不前，「 照顧好自由，真理會照顧好自己。」
從醫者變成一名社會運動者，「浸淫醫療體系三十年，有些事你看到，也改變不了，如果能跟社會力量結合，改變一些既有思考，就算只是提出來，都已經是一大步了。」
我問江盛，他是不是喜歡挑戰？他急忙說：「沒有、沒有，我是乖乖牌啦，沒有太驚世駭俗，不管是醫生、還是運動者，我們都要告訴病人或社會，選哪條路會如何，然後你自己決定。」
活著 盡情存在
二○一七年，台灣 出生人口十九萬人、死亡人口十七萬人，當人口曲線圖生產越來越少、死亡越來越多，「我說這叫熄燈號，起床號越來越稀微，但熄燈號永不止息。」
「我們都要去死啊，只是那個點不知道在哪裡，有時是疾病、有時是意外，有時...被隕石打到吧，呵呵，你永遠不曉得。」
人生有許多不確定性，那些不確定，總讓人心生疑惑，甚至恐懼，「你說它是美麗，也是啊，什麼都知道答案，也沒什麼趣味啦，不確定性讓我們的生命更精彩，也更複雜。」
死亡權，並不是字面上的，讓人去死。「就像我們去旅行，要book飯店嘛，死亡權利讓病人在面對身體帶來的苦難，可以安心離開，你已經book好死亡，那就好好活吧！」
江盛的人生經驗、閱讀、工作，一點點建構他對生命的看法，「活著的時候盡量活，這就是存在，當你不樂意在那個樣子存活，就是你該做決定的時候了。」
（撰文：郭逸君 攝影：林玉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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