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力州花了10年拍《紅盒子》，這部片講述一生都被稱為「李天祿兒子」陳錫煌的故事。
一生只為超越一個名字，一生只為跨過一個期望，可能沒人比楊力州更懂陳錫煌。楊力州的父親楊敏郎喜愛繪畫，為生活所迫只能在鐵工廠工作，他將兒子往畫家路上推，楊力州上了復興美工、輔大應用美術系，然而卻一腳踏進影像的世界，沒再畫過一幅畫。
30歲才開始正式拍紀錄片，這些年，楊力州像在鋼索上競走，無法回頭也容不得自己一步踏錯。
正午，我們來到楊力州位於石碇山區的老家，山上比盆地離太陽更近，才走沒兩步路，我已面紅耳赤宛如宮保雞丁，「我跟我弟都搬到市區住了，現在只有爸媽住這裡。」楊力州靦腆的笑了笑，肩膀也跟著微微擺晃。簡陋的矮房蓋在斜坡上，斑駁泥牆顯得灰樸，楊敏郎蹲坐在屋前電焊，即便手上那片銅鐵仍然未完成，卻已能見到藝術品的雛型。
楊敏郎見我們到訪，笑得有點羞澀，76歲的他一站，背縮得更弓駝。「大概從3歲、4歲，我爸開始教我用炭筆素描，畫人物肖像，我高二開始幫聯合副刊畫插畫。我爸很鼓勵我畫畫，因為他希望我能夠成為畫家，那是他最大的夢想。」楊力州與父親楊敏郎難得相見，僅僅只是簡單的一句噓寒問暖，父子倆再也沒有話語，「我跟我爸的關係就是非常簡單的互動，我們從來不會談心事。」
出生於彰化溪湖農村的楊力州是家中長子，父親楊敏郎為了給小孩有更好的成長環境，毅然決然地帶著一家四口北上，楊敏郎先是在鐵工廠工作，後來在板橋當畫師謀生，晚年移居石碇專職創作。
楊力州坦言，整個成長過程，他就是努力做一個讓父親、母親開心的乖小孩，「就跟多數家庭一樣，我沒有選擇，就是得成為父親期待的那個樣子。現在認真想，我之所以會去台南念研究所，或許是『逃亡』吧！我那個逃亡，純粹是因為這真的是我要的嗎？」
少年的迷惘持續到25歲，當楊力州有機會拿起攝影機，他遲來的叛逆與對青春的質疑，才如洪水般傾洩。楊力州把這股怒氣，全放進當年的作品裡，「我想證明給我爸看，讓他知道我有能力追求我想要的。」
20多年來，楊力州沒再畫過一張畫，「我可以在我高一、高二、高三到大一，不停地畫油畫、水彩、做雕塑。但我覺得那個畫畫的楊力州始終不是楊力州。那個拿起攝影機的楊力州才是我期待的楊力州。你想想看，我已經抗拒到這種地步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」楊力州細小的眼睛，不小心洩露出他憤慨的心情。
若把在南藝的求學時間加入，楊力州有三分之一的人生都在拍紀錄片，作品產量驚人，內容勾動人心深處的一根弦，總被評為「有洋蔥」。在路上問，沒有人不知道「楊力州」是個導演。唯獨有次他專程邀請父母到戲院看自己拍的紀錄片，父親卻看到睡著，「可能共鳴度太低了啦，我一轉頭，剛好看到他在度咕(打瞌睡)。」問他是哪一部片？楊力州搔搔頭，拒絕回答。
這天，我們約在萬華的剝皮寮訪談，等攝影機就緒，我便問楊力州，這部紀錄片到底為什麼要拍10年？「《紅盒子》的英文片名取作Father，其實故事隱藏的張力是李天祿和陳錫煌這對父子關係。而我一直在等的，就是我希望陳錫煌在鏡頭前，能談他父親李天祿，那怕只有一句話。」
只是這一等便等了10年，「你不覺得台灣家庭裡的父子關係很微妙、複雜。我在陳錫煌身上彷彿看到自己，做兒子的不管有沒有依循、遵從父親的期待，父子關係到後來都存在某一種幽微的對立，父子像是競爭對手。我爸以前會以我為傲，可是當我決定放棄繪畫，去拍紀錄片的時候，我知道他心中的遺憾一直存在。」
問他拍了那麼多部紀錄片，為何不拍父親，父子倆順便把這事講開，「我沒辦法拍耶！大概10來年前，我有試過拿攝影機拍我爸，可是就是不對，拍不下去，很奇怪是說，我一個問題都問不出來，我寧願別人來拍…。」
原本訪談已結束，靜默了片刻，楊力州突然開了口：「或許有一天，我不再拍片了，搞不好我會把畫筆拿出來，就開始再去做一張素描或畫一張水彩寫生的時候，我相信那一刻，那個畫畫的楊力州，就是為了畫畫的楊力州，不是為了讓父親開心的楊力州。」(撰文：許家峻 攝影：楊弘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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