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《青春啦啦隊》、《被遺忘的時光》到《拔一條河》等紀錄片，楊力州的片子總被評為「激勵人心」、「有洋蔥」，而他人生中，卻有太多無法激勵自己的時刻。
2016年，楊力州執導的《我們的那時此刻》一上映，非但票房不如預期，更有影評人直接在臉書狠批該作品有夠矯情。「拍紀錄片的人，一定會看到見血見肉的，但我很清楚，我的作品最後想傳達什麼。如果你願意欣賞，那當然很好，不喜歡的話，也沒關係。」楊力州抖動嘴巴，表情正經地說。
第一次見到楊力州，他戴著一副木框眼鏡、穿了件破牛仔褲、深藍色短領襯衫跟灰色慢跑鞋；柔順的黑髮多了幾根白；肩上的復古款式背包側邊，還裝著一瓶可口可樂。隔兩天再度見面，他那一身服裝、球鞋完全沒變，就連那瓶不知道是未喝完、還是剛買的可樂所放的位置，都在背包的同一邊。你衣服都不洗不換嗎？「這款我買好多件，吼，我超不喜歡每天出門還要想半天到底要穿什麼衣服！」楊力州瞇著眼，笑了起來。
今年50歲的楊力州魁梧高大、說話溫慢，即便我偶爾提問一些較為尖銳的問題，楊力州總是氣定神閒、不見著急，「我當然會在意別人的批評和指教，只是紀錄片多少帶有藝術創作，『楊力州就是楊力州』，我的作品一定會有我想表達的意念。」
就讀輔大應用美術系的頭一年，參加繪畫比賽贏得8萬塊獎金，楊力州「不知為何」的拿了這筆錢，買了一台攝影機；「不知為何」的拍了生平的第一支影片；畢業後，教了2年書，他便放棄教職，又「不知為何」的跑去台南念音像紀錄研究所；一連串的「不知為何」，劃出了楊力州人生的叉路。在同儕都已畢業、進職場、組家庭時，他卻走上社會化的另一個極端，一腳栽進紀錄片的世界。「很多記者問過我，但我至今仍然不知道為什麼，甚至我當初都不知道我研究所念的會是紀錄片，我以為是學拍電影，最後才知道是我自己搞錯了…」
「你知道最難的都不是拍片，最難的是當你拍完一部紀錄片之後，你怎麼跟你的被攝者說再見。我是那個做的很糟的人。我沒有辦法像我很多拍紀錄片的朋友，完成這部紀錄片之後就跟這個議題說再見。所以20多年來，每一個故事都成為我肩膀上的重量，大石頭、小石頭堆疊著。」承載那麼多人的人生，肯定不是件愉快的事，楊力州說他有陣子，必須靠抗憂鬱藥物和心理諮商才能過活。
週末，楊力州應邀出席一場演講，一上台，他便對台下100名學員說：「拍廣告很簡單，廣告都是假的….」學員哄堂大笑，在群眾面前總喜歡耍幽默的楊力州私下卻告訴我，他是一個覺得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美好的人。
「我的女兒出生時，第一天就插管，我太太回到病房問我，是不是因為我們在拍布袋戲，布袋戲偶的脖子軟軟的，所以我們生出來的女兒喉嚨軟趴趴的 … 」這句話讓楊力州心非常疼，他想自己是不是哪裡做錯了，是不是因為堅持拍紀錄片，冥冥之中真的觸動了宇宙中的某個開關。
「那時我非常痛苦，於是我非常努力在每個影片裡，去尋找那一點點、一絲絲的希望。」他小小聲地在影片裡對自己、對每一個悲傷的人喊話，不管在什麼絕境，都還是有一點點機會。
接受訪談的這幾天，楊力州正在擔任金鐘獎評委，我順勢問他離上次得金馬獎，已經是12年前，會想再得獎嗎？楊力州說得好乾脆，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其實一點也不在乎，反倒紀錄片上了院線，賣座或冷場，才是真正的考驗，既然上院線，沒有導演不在乎票房的，更何況投入的資源、資金那麼多。」楊力州板起臉，神情肅穆地說。如同許多紀錄片導演，楊力州同樣必須靠拍廣告、接演講活動來養紀錄片，拍紀錄片就像跟時間、金錢競賽，心急卻容不得一步踏錯。
不只是紀錄片，就連拍廣告，楊力州都不忘注入人性的溫潤溫情。如同他明明有「三高」，每天還是得喝一瓶可口可樂，問他為什麼？他照樣回答我：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」生命的歡歌總是與悲啼同在，因此，楊力州才把女兒取名叫楊乃糖、兒子叫楊樂多，好讓現實生活中，那些關於甜蜜與快樂的辭彙，都將永遠伴隨。(撰文：許家峻 攝影：楊弘熙)
後記：
最後一次訪談結束時，楊力州突然問我：「上回你提到你朋友覺得我拍的片都是同一個套路，他後來看完《紅盒子》的試片，感覺怎麼樣？」他像是鼓起很大的勇氣，卻問得有些遲疑，「他說這次影片的氛圍，讓他非常意外。」聽了我的轉述，楊力州這才鬆了一口氣，我才知道，他原來那麼在意。
更多楊力州的故事：
楊力州小檔案：
生日：1969.03.09
學歷：
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
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
家庭：
已婚，配偶朱詩倩，育有1女1子
獲獎紀錄：
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閉幕片，《青春啦啦隊》(2010)
入圍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（2011）
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，《奇蹟的夏天》（2006，與張榮吉共同執導）
山形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電影促進協會特別推薦獎，《我愛080》（1999）
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競賽影帶公視推薦獎，《我愛080》（1999）
台北電影獎非商業類影片台北特別獎，《畢業紀念冊》（1998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