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

老律師的神秘地下室 放著不同陌生人的骨灰罈

高秉涵是個成功律師,事業最好時,月入上百萬。但他家中有個地下室,是一個旁人無法進入的世界。那裡有他父母的塑像、母親遺物,還有來來去去的──骨灰罈。夜深人靜他會來到地下室,對著母親甚至那些骨灰說說話。

這些骨灰的主人與他一樣,都是年少時從中國逃難來台,日夜想家卻不得返鄉,他們總嚷著:「以後即使死了,骨灰也要回家。」只是,這些人多半孤獨終老,沒人幫他們帶骨灰回鄉。高秉涵記住每一張託付的臉,20年來帶了超過一百罐骨灰,回到他們的家。


帶你們回家-----高秉涵

律師樓角落有個保險櫃,78歲的律師高秉涵彎著身軀按著密碼,眼睛和手指都不太靈光了,好一會兒保險櫃終於打開,裡頭赫然是兩個骨灰罈。

他用盡全身力氣,將沉重的骨灰罈慢慢拿出,小心放到桌上,指著罈上的照片,用濃濃的山東鄉音解釋:「他是2006年走的,聯絡不上家人,我下個月要把他送到安徽,灑在老家泥土上。」

高秉涵單薄乾瘦,全身衣褲像大了好幾號那樣掛在44公斤的身體上,大理石骨灰罈一個近10公斤,難怪吃力。20年前他還硬朗時,就開始幫一些過世的同鄉帶骨灰罈回大陸老家,至今一共運了超過一百個。避免驚嚇到來訪的客人,他都將骨灰罈放入櫃子或保險櫃,「一般人心裡難免忌諱。」

他總說是「順便」,趁著去大陸開會、或返鄉探親時,「順便」幫忙帶骨灰,一年至少3趟。如果不必帶骨灰,會如此頻繁來回大陸嗎?他答,那倒是不會。

惡夢

骨灰罈裡裝的,都是1949年逃難來台的老兵,他們終身未婚、沒有家人,所以生前都曾託付高秉涵,希望死後骨灰能回到大陸老家。他們年邁住院時,緊急聯絡人都填「高秉涵」,當他們離世,高秉涵便把骨灰帶到大陸、交給大陸的家屬,聯絡不上家屬的,他就把骨灰帶到他們家鄉,灑在泥土上,也算是回家。

這間律師樓是高秉涵38年前買下的,他曾任軍法官,後來轉任律師,執業近40年,包括元大集團及台北天成飯店,皆長年聘他為法律顧問。

律師是他的光鮮身分。他還有另一個身分,與那些骨灰罈裡的人一樣,他也是個退伍老兵。

這是典型的老兵症狀:「昨天晚上我又做惡夢,夢裡人山人海,又開始逃難。」60多年前的事了,至今他每個月仍有二、三天會夢到逃難、戰爭、屍體…,「到現在還是怕做惡夢,睡前都盡量想快樂的事。」

幾天後我們拜訪他家,一間位在天母的獨棟住宅,屋外恬適種著花草。入屋後是寬敞客廳,然而高秉涵沒多介紹,直接走向樓梯,他一階一階帶著我們下樓,進入地下室。

這簡直是個異次元空間:牆上掛著幾件民國初年款式的衣物,角落放著兩個真人大小比例的半身塑像,其中一張桌子上頭,放了另外兩個骨灰罈。

高秉涵依偎著牆上一件上衣,輕聲說道:「這些都是我母親生前穿過的。我現在越老越想媽媽,越老越跟小孩一樣,看到衣服就會想抱一下。」又打開一個盒子,裡面裝著眼鏡,塑膠鏡框早已風化,這些母親的遺物都是他從山東老家搬回來的,他說,母親年輕時即常戴眼鏡,他始終記得母親握著他的手,一比一畫教他柳公權的書法。

他的父母都是小學教師,兩尊銅像,便是父母的塑像。兩個骨灰罈,是他在金門當兵的同袍,都在台灣孤零零走完人生,其中一個他花了5年才連繫上家屬,正等待家屬領回。

 高秉涵說,人老了反而像小孩子,看到母親的衣服,會忍不住想依偎懷中。(本刊資料照)
 高秉涵說,人老了反而像小孩子,看到母親的衣服,會忍不住想依偎懷中。(本刊資料照)



他對我們說:「在一樓,我跟孫女玩,那是一個天地;一到地下室,這是我的天地。看到這些老哥(骨灰罈),我回憶他們拉著我的手逃難。我坐在這裡寫判決書、寫狀子,倒杯水回來我會對他們說,老哥,來,先喝一口。」

逃亡

此時可愛的孫女探頭探腦出現,卻只停在地下室門口,沒再進來,像高秉涵說的,這是只屬於他的天地。

高秉涵1935年生於山東荷澤一個書香門第,他的外公宋紹唐曾加入同盟會、參與辛亥革命,後來帶著女婿、即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加入國民黨。卻在國共內戰時,光榮的家世一夕變成殺頭之罪,1947年高金錫遭到共產黨槍殺,家人在雪地找到遺體時,幾隻野狗正在啃食。

高秉涵是長子,母親深怕兒子也遭不測,連夜將高秉涵送離村子,要他去南京讀書。無奈動亂加劇,才13歲的高秉涵,開始一路隻身逃亡。

逃難的恐怖真是隨手拈來,1949年,數萬人潮擠到廈門準備登船,卻只兩艘船艇,「因擠壓而倒在水中的人,被前推後擠的人群踩在腳下,霎時海灘一片血紅,屍體變成了登船的浮橋。我踩著浮屍,終於被擠進船艇的門沿…」

活著到了台灣,他卻沒地方住,只好睡在台北車站的長凳上,常被趕;餓到受不了,不得不在路邊行乞,甚至和野狗搶食垃圾堆的剩菜剩飯。直到火車站招考叫賣便當的小販,他報考並錄取,才結束行乞的日子。

某天他竟遇到當年的小學校長,校長得知高秉涵淪為小販,心疼不已,這些同鄉長輩一個接著一個聯繫上,都鼓勵他繼續求學。高秉涵沒錢,選擇報考夜校,高分錄取建國中學夜間部,不久又在同鄉幫忙下,獲得北投政工幹校二等兵的缺,總算有了穩定食宿。「沒有這些同鄉,我不會有今天。」

他白天四處幫人洗車、打掃籌措學費,晚餐永遠吃餿掉的便當,但仍經常沒錢吃飯,「所以我一輩子沒胖過,很年輕就得了出血性胃炎,到現在還不定期發炎。」但,更難熬的是想家,他從不落淚,只在每年大年初一,一個人到山上找個無人處,放聲大喊「娘!」

母親

他總保持第一名,但班上有位同學叫馬志玲,數學永遠比高秉涵好,高秉涵於是常向馬志玲借筆記,馬志玲也大方借他。某天馬志玲邀高秉涵到家中唸書,馬志玲的母親從兒子口中得知高秉涵的際遇,紅著眼眶送了高秉涵好幾件新衣。

高秉涵考上國防醫學院法律系,畢業後到金門、高雄等地擔任軍法官,39歲轉任律師。當時馬志玲也已接下家業,便邀高秉涵擔任元大集團的法律顧問至今。

高秉涵發達後,沒忘記那些幫助過他的同鄉,已結婚生子的他,為這些大多單身的老鄉發起同鄉會,律師事務所成了老鄉的聚會所,「那個年代兩岸沒有希望,我年紀最小,他們就交代我,萬一哪天可以回家、但他們已經死了,要我把他們的骨灰帶回家。」

當時他的事務所業務正旺,在80年代每月收入都破百萬。「是有機會認識達官貴人,他們也會請我到飯店吃飯,但案子結束後,我把自己拉回來,過我的生活。如果我一天到晚跟達官顯要在一起,就照顧不到這些老鄉。」

從年輕至今,高秉涵的眉宇總有一抹悲苦。問他,即使後來有錢了,是否仍不快樂?他點點頭,說長年太思念母親與家鄉,心頭總是難以真正快樂。

1979年他透過在美國的友人,終於將家書送到家鄉親人手中,但得到的回信,卻是母親已在一年前過世。家人告訴高秉涵,自從他離家,母親日夜擔憂,每年除夕夜總要求家人放一份高秉涵的碗筷,等著他回來,卻沒有一年如願,母親最後總是淚流滿面。姐姐說,母親過世時,眼睛沒有闔上。

兩岸開放探親前,高秉涵深怕自己日後忘了父母的模樣,花了近20萬打造了父母親的塑像。(本刊資料照)
兩岸開放探親前,高秉涵深怕自己日後忘了父母的模樣,花了近20萬打造了父母親的塑像。(本刊資料照)



同鄉們一個個老了、病了、走了,他開始幫忙帶骨灰。剛開始過海關時,他還被懷疑偷運毒品,後來連海關都熟了,大家都知道有個老律師幫人帶骨灰罈。接著,不認識的老兵也請他幫忙,這幾年甚至對岸不認識的人都輾轉找到高秉涵,請他協尋失聯親人。這些骨灰的家鄉有的在長沙、有的在成都、大連,最遠竟至甘肅,高秉涵皆一一運送。

有時他還得兼職當起徵信社,一個骨灰罈得連絡一、二年才找到對岸親人,為此電話費每月至少上萬元,成了他最大的生活開銷。即使收入豐厚,高秉涵仍如同許多老 兵,始終節儉度日,他指著桌上的包子:「我買了兩個包子,泡一杯芝麻糊,30塊錢就夠。」他說,能省一些,便能多幫助人一些。

他內心深處,還藏著一個秘密。年輕時他在金門擔任軍法官期間,曾審理一件士兵逃亡案,那名少年士兵是廈門人,與中風的母親相依為命,某天出門幫母親買藥,卻在路上被抓去當兵。少年日日擔憂母親無法自理生活,一晃十多年,深怕再沒機會見到母親,某天夜裡鼓起勇氣抱著輪胎偷偷游出海,游了一整夜見到陸地,興奮以為終於回到廈門,可見到母親。誰知,卻是夜裡失去方向感後,又游回金門。

回家

依當時兩岸情勢,這般行為一律依軍法處死,別無選擇。「可是回家看媽媽沒有罪,我比他還想家、還想媽媽!」軍事法庭判士兵死刑後,高秉涵私自牢記士兵位在廈門老家的地址,兩岸開放後,他特地到廈門循著地址想找那位母親,可惜人事全非,再也找不到。

委託他的骨灰罈仍持續一個接一個來,「因為沒有人願意幫忙運骨灰。」這兩年他體力弱,只好盡量請家屬來台取回骨灰。如此費力,以他的經濟能力,沒考慮過花錢找人代送嗎?他搖頭:「花錢請人送,味道就不一樣了,就不是那回事。我能親自做,就親自做。」

這些沒人在意的骨灰,多半一生社會地位卑微,有些是老士官,有些是學校工友,但在高秉涵眼裡,「老哥」沒有貴賤之分,即使聯絡不上家屬、或家屬不願認領,這些回不了家的幽魂們,高秉涵堅持親自帶著他們一一回家。(撰文:簡竹書。原載於2012年壹週刊575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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